徽州古道—榉根关古道

靓号：230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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榉根关因曾国藩的湘军大营进驻祁门历口时而建，现存古道南起祁门县箬坑乡里檫坑村，北至石台县仙寓镇新店村，全长约7.5公里，远程可达长江南岸，2013年5月，被国务院确定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文555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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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徽州这个独立地理单元里，四周山岭逶迤，既挡住了徽人外出的脚步，也拦截了来自域外的金戈铁马。东部的昱岭关，北面箬岭关、汤岭关，西面榉根关，冷兵器时代在这些高山大岭上残留下来的关隘，与那些寥落在荒山野岭的青石古道，叠化在一起的意象，即远离喧嚣，又肃穆厚重，仿佛一条时光隧道，一头连着遥远的烽火，一头通向现代的安详。榉根关因曾国藩的湘军大营进驻祁门历口时而建，与赤岭及秋风岭、百倍岭、大洪岭、西武岭等山岭垭口一起，对湘军大营形成拱卫之势。其时，榉根岭“七省通衢，万山耸聚”，“五十里鸟道蚕丛”，据明万历丁丑年（1577）的圆通庵《肇建碑记》载：“此处阻山带溪，为徽池接壤，岭以西去十五里，始恭川李。以东行二十里，上箬溪王，又十里，则文堂陈也”。榉根关古道是古徽州进入池州及长江的重要通道，从历代府、县志记载及残留的古建筑遗址看，其肇建年月应在明代以前。现存古道南起祁门县箬坑乡里檫坑村，北至石台县仙寓镇新店村，全长约7.5公里，远程可达长江南岸，2013年5月，被国务院确定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车过箬坑乡后，进入一条狭长的山谷，一条清溪在两山夹持的缝隙间逶迤而来，当年缘溪而行的古道已被水泥公路替代。峡谷尽头的村庄不大，几十户人家。这样“岭脚村”对我来说再熟悉不过了，斑驳，潮湿，落寞，静谧，但我还是试图在这里找到古道上曾经的履痕。遗憾的是我们驻车走进村中，找遍大小新旧民房，却连一个门牌号都未发现，取而代之的是一块门牌大小的铝质标牌，蓝底白字，写着“小水电代燃料户”，还有数字编号，不知是不是以此代替了门牌号。水，似乎与这个村庄有着割舍不去的渊源，也构成榉根关古道靓丽的底色。这条因水而生的山谷有一个美丽的名字——“七彩玉谷”。从仙寓山下来的秀水奔流在峡谷间，形成大小形状各异的瀑布，碧潭之下，是色彩各异的卵石，棕红、纯白为主，间以青、蓝、黑、灰各色，随着光照、水流的变化，而产生五彩纷呈、千姿百态的效果。徽州古道行走在山峦丛林间，一溪秀水并不为奇，但这样色彩斑斓的是绝无仅有的，这让我想起古老的“徽”字，“山”是高耸入云的仙寓山，“系”是九曲云绕的“七彩玉谷”，左“彳”右“攵”则是这条古道上积淀下来的人文色彩。

峡谷尽头的村庄叫里檫坑，出了村庄就是爬岭的古道。青石板是精心凿过的，每一级台阶都平平整整，一步一登高的古道，斗折蛇形而上。走到山嘴回望，山地里，低矮的茶树刚长出绒绿的嫩芽，青亮的石板路蜿蜒在茶树间，若是再有几个农夫背着茶篓，或挑着重担行走其间，定是一幅古意盎然的徽商行旅图，这里也因此成了这条古道最经典的封面图片。过了山嘴，是一段横排路。古道两边翠竹玉立，竹林之下的山谷，因修建了水库拦河坝，而有了一池碧如翡翠的水面。晌午的太阳射在碧波上，形成粼粼波光，透过修竹间的缝隙，融化在宁静的山林中。一只蜻蜓伸展着彩色的翅膀，浮在水边的嫩叶上，蜥蜴飞快地串入路边的草丛，赶走了蜻蜓，还惊起一只水鸟，尖叫着消失在丛林深处。

二

水库建在三条小溪汇合处，与水库接壤处是一片荒芜的梯田，层叠交错，足有五六亩之广，尽管被水库尾水淹没了一部分，但库区形成的水面及沙滩，却使此地更加开阔。连天碧水，修篁古树，沙地砾石，当年的圆通庵所在地，如今却成了一处休闲嬉戏的大沙滩。

此处为丁字路口，左入“七彩玉谷”，赏秀水胜境，可至仙寓山富硒度假村，右走古道上行至榉根关。在丁字路口处，建有一座四柱凉亭，是近年新建的，杉木柱，茅草顶，供人歇脚足以。圆通庵遗址现已荡然无存，不知是否湮没在库区里了。和很多徽州古道上的庵亭一样，圆通庵也是茶亭庵庙一体的，明嘉靖三十年（1551），祁门上箬溪村王寒谷（名武邵）在榉根岭下初建茶亭，且垦田五亩，用于施茶之费。明万历三年（1575）寒谷公之子瑢景、裔孙希█筹资建成圆通庵，并将寒谷公牌位供于庵中，迎僧人宗智、宗义来庵住持事务，同时将先前开垦的五亩茶田交由僧人耕种。徽州人视修桥铺路为行善积德之举，沿途三里一亭五里一庙，茶亭庙庵也是古道的标配，除了为往来客旅免费施茶外，还提供雨具、草鞋、火把以及简单的食宿服务。大部分茶庵都有茶田，由僧人或庙祝自种，距离较远的也有滋租收粮的。茶庵不足部分支出一般靠路人施舍，或由僧人外出化缘来弥补。距圆通庵约1000米处的古道边，立有一块清嘉庆三年（1796）的《重修碑记》，上镌重修圆通庵至“皂角树”路段的乐输芳名，共五十人，除徽州的歙县、休宁、黟县外，还有贵池、青阳、建德、安庆等地人士。捐输铜钿银两从几文到几两不等。

圆通庵到《重修碑记》间的溪涧上，有一座“杠梁桥”。桥长约5米，中为条石，两边辅以原木，桥头立有一碑，上镌《杠梁硚记》，录入捐资筹劳八十八人芳名，大部分为附近村民，其善举从捐银五两到助工一个不等。除了众捐外，古道上还有两座独捐建造的路亭：继保亭和古稀亭。继保亭建于清光绪十四年（1888），由王氏孀妇捐建，相传，初有其夫、姑二人商定造亭于圆通庵至岭头山腰，供人避雨歇脚，但二人不幸相继亡故，王氏兑现二人遗愿，建成此亭，取名“继保”，意在祈求神灵继续保佑幼子长大成人。如今亭塌墙在，厚实的石墙上，已长出碗口粗的大树。古稀亭位于岭北，是一位古稀老人于清宣统二年（1910）捐建的，亭顶已塌，石墙门柱犹在，门柱上方横梁坚固如初，“古稀亭”三个阳刻楷书大字清晰可见。石墙内壁嵌有一石碑，镌有《古稀亭记》，按其记载，此亭为一对古稀夫妇，儿孙绕膝，造亭行善，以报天恩。

古时，修桥铺路，即使是官道，也是民间捐助的，徽州山高地瘠，一掷千金的富商巨贾毕竟是少数，大部分是身揣几文小钱，为一家生计而奔波在山岭步道上。这些捐输的善主，不管一人独资，还是集腋成裘者，不管是附近村民，还是匆匆路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不论多寡，不分贫富，都是其内心的善意，都是徽州乡民百姓的修行。修桥造亭，为生民百姓行善。为亡灵“积阴德”更是来自徽州人心底的虔诚和善良。圆通庵《肇建碑记》上，有“造小棺千数以给葬者”记载，榉根关北下约500米处的古道边，还有一块墓碑，上刻“普祭孤魂之墓”，落款“民国丙寅年孟冬月”。古人出门，两脚走天下，途中难免会遇到意外身亡或病故的，古道上的庙庵僧人，或是附近的村民善士，就尽其所能“造小棺”，将这些客死他乡者就地安葬，并立碑祭祀，以息孤魂。“小棺”就是用薄木板打制的简易棺椁。

三

捐建圆通庵是一时之善，如何管理则是长久之功。一条古道，一间茶庵，短则几十年，长则数百年，甚至存续上千年。圆通庵建成两百多年后，因住持更替，世事变迁，庵宇已朽败不堪，清嘉庆十六年（1811），王寒谷裔孙继承祖志，再次解囊，重造庵舍，并勒石立碑，建立了一套“管理制度”：一是亭内每日洒扫干净，常年保障茶水供应，庵内不得容留“隐匪类及面生可疑”者，也不能留宿“狐群狗党、赌钱酗酒”者，如有强行入住的，将报官究治；二是茶庵所管田地、山场只许僧人自种，不得出佃外人；三是所种竹木杂植，以及庵后用于养山固土的杉树，家人外人均不得盗伐，或私相授受，违者罚戏一部，还得照价追偿。

徽人自古奉行契约精神，但这种单方面的“惩治”告示，靠庵亭一块石碑是不足以震慑的，还需官府背书才具效力。圆通庵前，还有一块《奉宪禁碑》，这应是重修圆通庵的王姓子孙向县府呈报后，才由“祁门县正堂”勒石示禁的，碑禁内容主要是禁止在道路上下毁林开荒，种植苞芦，防止因水土流失而导致道路毁损。按其记录，官府确认榉根岭古道沿途山场系呈报人王自钿等人祖产，“该山蓄有树木，以憩行人；禁种苞芦，以保周道”，同意勒石示禁，“毋得图砍树木，擅种苞芦……如敢故违，复蹈前辙，许业主指名禀究。”且强调“本县言出法随，绝不姑宽”。

这块石碑既示禁外人，也约束族人及庵亭僧人，只是随着庵亭圮塌、古道的荒没而毁损已久，或将永远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徽州人以行善为修行，但也有视僧人势单力薄而强取豪夺的，只有“法治”，才能保一地平安，养一方山水。禁碑中采用的“罚戏”颇具徽州儒雅之风，不仅让被惩治者耗费资财，且又能以体面的方式让其做个“公开检讨”，真正做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还能教化民众，且丰富了文化生活。在徽州，还“罚茶”的，即触犯族规民约者，罚其到茶亭里烧水施茶于路人，婺源有一块《重禁养生河约》碑，对违禁捕鱼者“罚烧茶一月济众”。这种以善补过、恩泽路人的惩戒方式确实妙不可言。

《奉宪禁碑》主要禁止他人毁林开荒，榉根关石长城下行约六七百米处的一块《输山碑》，则是记载了土地所有者主动放弃耕种来护林保路的善举。《输山碑》长1.1米，宽0.58米，厚0.14米，阴文镌刻，碑文如下：“募修岭路，挨路上下之山，必先禁止开种，庶免沙土泄流壅塞，斯为尽善，乐助有功。兹幸众山主矢志好善，自岭头至岭脚，凡崎岖之处，不论公私，永远抛荒；平坦处挨路，上输三丈，下输二丈，永禁开挖。爰勒芳名，永垂不朽云。”落款为“源头李佳公植下、李招祥公植下、李王季公植下、李茂公植下、施文德公植下。道光八年秋七月吉旦李桂礼欧阳旦立”徽州山多田少，开荒种地，天经地义，但到了明朝末年，随着玉米（苞芦）传入，尤其清朝中后期，大量“棚民”涌入徽州，他们种植苞芦，“必焚山掘根，务尽地利，使寸草不生而后已。山既尽童，田尤受害，雨集则砂石并陨，雨止则水源理竭，不可复耕者，所在皆有。大溪旱不能蓄，涝不能泄，原田多被涨没。”修一条青石步道本就不易，护路养路更是一项日久弥坚的重任，草木荫蔽方能涵养水土，方能固山保路，这份朴素的环保理念在今天依然闪烁着不朽的光芒。

四

过了圆通庵遗址，古道继续缘溪上行，石阶依然平整如初。在现存徽州古道中，这条古道不算长，共有1.8万余级台阶，也不算宽，仅1.2米左右，但其修造工艺应属中上规格，在祁门境内，应仅次于大洪岭古道。或是当年致力于水土保持的缘故，不管是陡峭的山坡，还是平坦的茶园地，全程林荫茂密，路基稳固。至榉根岭岭头，由石台过来的公路将岭口下挖了十几米，跨岭而过的这段古道因此不存，好在古关隘与他处不同，不是建在岭口，而是在北坡下行约三十米处，否则也已消失。石长城前，还有一处路亭，名“玉泉亭”，规模和形制与古稀亭相近，工艺略逊之。玉泉亭因前有“玉泉井”而得名，相传，仙人铁拐李为解路人口渴，用拐杖凿成此井，井水四季不枯不溢，且雨雾时节，水呈乳色，仿若白玉，故名。这可能就是当年的关隘未建在岭头的缘故吧，否则，把这一眼清泉留给外侵之敌，不等于自断后路吗？如今古井依旧，只是这大理石井圈上，浓绿的青苔，已完全盖住了当年井绳摩擦的印痕，也遮蔽了所有的过往。

榉根关由“关门”及两端“石长城”组成，据《池州府志》记载：“清咸丰间，曾文正公(曾国藩)相形度势，建置石堑于此，以御粤匪。”榉根关石长城东起祁门刘源村，西至石台仙寓镇王村，由青石板砌成，高约3.5米，长14公里，目前保存较好部分约1公里。或许关隘未建在垭口缘故，亦或是我从上往下俯瞰的，抵近关下，并无“雄关”之感。尤其古道穿行而过的“关门”，高不足3米，宽约1.5米，深不足5米，和箬岭关、汤岭关等徽州古关隘不可同日而语。石长城上长满杂草藤蔓，灌木已有碗口粗，当年御敌的城堞只剩参差不齐的石垛。但就是这处并不起眼的古关隘，历史上在此发生的战争不少于几十次。榉根关建造前的唐朝，至少有两次大的战争，分别为中和四年（884）、昭宗四年（897），均被郑传带领的乡勇击退。郑传是祁门闪里镇沿边村人，因此被朝廷封为“镇国公”“光禄大夫”等，并赐建家庙祭祀。

清咸丰十年七月二十八日至十一年四月一日（1860-1861），曾国藩率一万湘军进驻祁门闪里，榉根关是其大营的最后一道防线。在近十个月的时间里，榉根关上几乎日日有战事，每天夜里，关上火把闪烁，驻守官兵来回巡逻，曾国藩在他的家书中多次写到榉根关战事。咸丰十一年正月，太平军破关入内时，曾国藩将挂于墙上的宝剑取下，他已做好准备，一旦太平军冲入，将自刎殉国。湘军收复安庆后，战局已逐步扭转，并开启了收复“南京”的战事准备，十一年四月一日，两江总督衙门从祁门迁至东流县（现冬至县）。榉根关以及这条徽州人西进长江的青石古道也因此平静下来。“祁门地形如在釜底，殆兵家之所谓绝地”，曾国藩又为何率一万湘军，将总督府进驻祁门西部——历口这个弹丸之地呢？甚至连他的门生李鸿章都因此和他闹翻出走了。据史学家分析，这正是曾国藩军事战略及官场斗战的睿智。湘军进驻祁门时，安庆、南京以及苏州、常州均已被太平军攻陷，曾国藩认为，要收复失地，“必先攻破金陵，欲破金陵，必先取安庆”，其时，其胞弟曾国荃已对安庆形成合围之势。但此时咸丰皇帝却下令曾国藩“统率所部兵勇，取道宁国、广德、建德一带，径赴苏州，相机兜剿，以保全东南大局，毋稍迟误……规取安庆，屯兵坚城，即使安庆得手，而苏常有失，亦属得不偿失，全局糜烂，补救更难”。圣旨很明确，朝廷关心的是江浙这块赋税宝地，安庆只是一点蝇头小利。

曾国藩深知圣意不可违，但战略也不能变，否则前功尽弃。祁门地处皖浙赣三省交界处，为皖赣锁钥，东可通苏杭，南可连赣闽，北可达安庆，直取金陵，西则可抵南昌，以控武汉。进驻祁门，一则向朝廷表明进军江浙之意，其真正意图在于利用太平军“围魏救赵”之计，避免曾国荃腹背受敌。曾国藩曾说：“余因群贼环扰祁门，无非欲解安庆之围”，这道出了他冒险驻扎祁门的真实用意，在当时，李鸿章等人恐怕无法洞察他的心思。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曾国藩驻扎祁门的十个月时间里，正是湘军彻底战胜太平军的战略转折时期。榉根关古道有幸见证了这段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