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文化的特点

徽州文化既是地域文化，又是中华正统文化传承的典型。它集中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早在20世纪初，不少中外学者便将探究的目光投向了这片沃土。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徽学研究已呈现出可喜的局面。20多万件反映徽州民间实态的文书的陆续出现，3000多种徽州典籍文献和1000余种族谱的传世，加之大量遗存的地面文物，加大了徽州对国内外众多学者前来考察、研究的吸引力。徽学在短暂的近20年间，已发展成为一门令人注目的显学，耸立于学界之林。它从历史文化学的角度，宽视野、多层次地研究徽州的文化现象，并探索各种文化现象的形成、演进情况，以及彼此间的互动关系。

在《论徽州学的研究对象》一文中，作者对徽州文化的具体特点论述得很充分，他认为徽州文化具有丰富性、辉煌性、独特性、典型性和全国性等五大特点，这是迄今为止对徽州文化特点最全面的解释。

徽州文化的丰富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遗存丰富。徽州地区历史文献众多，有徽州文书档案、徽州典籍文献等，其中徽州典籍文献历史上见诸著录的有七千种以上，目前存世的上有三千种左右。而大部分没有著述的家刻本如族谱等等有千余种，合计徽州人著述约有四千种以上；徽州文书档案大约有五十万份，数量巨大、内容丰富，其中包括土地文书、赋役文书、宗族文书、财产文书、商业文书、官府文书、诉讼文书、会社文书、科举教育文书、乡规民约等等，文书种类可谓包罗万象。

徽州地处皖南山区，境内山峦叠嶂，群峰竞秀。山隔壤阻的自然环境使徽州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单元，历史上较少受到兵燹之灾。在人文上，徽州自唐宋以来，即是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的富庶之区，一向享有“东南邹鲁”和“文献之邦”的赞誉。因此，与相邻地区相比，其文化遗存保留下来的数量众多。据不完全统计，在徽州现有文化遗存中，古村落有2000余处，古民居6000余处，古祠堂500余座，古牌坊130座，古戏台近30处，古桥1276座，古书院、书屋、考棚、文昌阁和文庙等130余处，古塔17座，古亭阁100余处，古碑刻5005余处。其中既有世界文化遗产中国皖南古村落的黟县西递、宏村，也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绩溪龙川胡氏宗祠、歙县棠樾牌坊群和歙县渔梁坝等。至于省、市、县（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更是达数百处之多。同时还拥有众多国家级和省级的馆藏文物以及丰富的地面文物，由此可见丰富性实至名归。

徽州文化内容丰富，几乎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例如：徽州土地制度、徽州宗族、徽商、徽州教育、徽州历史人物、徽州科技、新安理学、新安医学、新安画派、徽州朴学、徽州戏曲、徽州文学、徽派篆刻、徽派版画、徽州工艺、徽州刻书、徽州文献、徽州文书、徽派建筑、徽州村落、徽州宗教、徽州民俗、徽州方言和徽菜等等。

此外徽州文化学科众多：如徽州文献、徽州档案、徽州教育、徽州篆刻、新安画派、新安医学涉及到经济、社会、教育、学术、文学、艺术、工艺、建筑等诸多学科，并且每个学科和门类的内容都极其丰富，如徽州档案里面就囊括了鱼鳞册、地契、房契、租约、文约、合同、字据、税单、账册、案卷、信札等等。

徽州文化在千百年的社会实践和历史演进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文化体系，它通过自己的丰富性体现出了系统性。而徽州文化体系内的各个要素又相互依存、互为条件，成熟稳定地构成一个更加宏大的系统，完整又生动地展示着徽州社会历史发展的真实情况。

学者唐力行在《苏州与徽州——16—20世纪两地互动与社会变迁的比较研究》一书中，曾在序言部分就徽州文化的独特性作出了系统又精准的论述：“与一般的、以传统农业为主的区域社会不同，徽州是一个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相对完整的区域社会，是我们认识传统社会的一个极好范本。从经济角度看，徽州在传统农业之外，还有闻名遐迩的商业。透过徽商看商业资本在传统社会中的作用、商业资本与社会转型的关系，这是其他区域社会难以见到的。从社会角度看，徽州是一个宗族社会，传承了中原地区消失了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宗族实态。透过徽州宗族组织、家谱、宗祠、族田、佃仆等看中国宗族社会，这也是其他区域社会难以见到的。从文化角度看，徽州理学昌盛，有‘东南邹鲁’之称，理学社会以其特殊的地理、人文环境，造成了一个特有的区域社会生活体系，徽商、徽州宗族与新安理学始终处于互动互补的状态中。”